城市细胞的活性和向度 

——从“五社联动”看武汉疫后基层社会治理

彭莉莉

社会学博士，湖北省武汉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在人民论坛，学习与实践，湖北社会科学，湖北日报等发表论文10多篇，参与编著社会学专著2部。

本文转载自《湖北日报》（2021年01月12日）

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武汉作为超大城市，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在中央、湖北省的有力指导下，武汉市提前谋划疫后经济社会发展，着眼夯实城市的基本单元，激活城市基础细胞，创新“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区志愿者为辅助、以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五社联动”服务机制，再现城市生命体的生机与活力，探索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五社联动”，激发城市细胞活力

社区是城市的基础细胞。疫情期间，社区成为抗疫防疫的第二阵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疫情防控的胶着期，千万市民万众一心筑牢社区联防联控的防线，反映了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

2020年8月，武汉市委市政府适时出台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着力完善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一核三治五联动”社区治理格局，完善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具体措施。

武汉市通过实施公益创投、社区金点子大赛等，培育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居民互助类等社区社会组织2.3万家；以“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积分激励机制，发动居民共建美好社区，注册志愿者超过186万人；引导爱心企业、爱心组织等各类慈善资源下沉社区，成立社区基金近百个；下沉14.9万名党员干部，编入到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队，组建应急小分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创新“五社联动”，将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在社区平台上整合，特别是扩大居民有序参与，激发居民内生动力，更好发挥了居民的主体作用，大大激活了城市基础细胞的活力。加大政府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力度，发挥社工专业支撑作用，发挥社区社工服务站的阵地和辐射作用，畅通各类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复合主体。在此基础上，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三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形成了相互支持、良性互动的过程和机制，优化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和结构，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力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 

多方协同，提供精准化定单式服务

武汉市现有常住人口1200万人，城市社区1430个。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经济社会运行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疫后居民对心理服务的接受程度总体偏低，主动寻求心理服务的康复患者数量较少。武汉市积极争取2180万慈善资金，在94个社区实施“五社一心·爱满江城”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加强受疫情影响群众的关心关爱。“五社联动”，社区负责落实党委政府有关政策，并提供供需对接平台；专业社工、志愿者定期探访、给予陪伴，制定专业服务方案；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公益资源发挥互助作用，让居民从心理援助、物质帮扶、社会支持等多个层面享受到更为优质、更为专业的社工服务，促进其融入社会，助力化解“疫后综合症”。

武汉以信息化赋能社区治理，搭建“民呼我应”信息化平台，灵活运用“武汉微邻里”“生活好帮手”等小程序、微信、QQ群等，梳理社区资源、需求、项目“三张清单”，推广青和居社区“天天敲门组”“顺顺吧”“好样的工作队”“好味到大食堂”“四点半学校”等“五大工作载体”，聚焦受疫致困群体，开展救助帮扶；聚焦“一老一小”，提供智慧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青少年托管；聚焦物业服务和社区公共环境，实施“红色物业”“老旧小区微改造”等，通过定单式精准化服务，努力把群众需求和问题解决在基层“最末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以人民为中心，基层治理的“善治”是寓服务于治理中，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居民提供更加精准和多元的服务。武汉市推动政府公共服务、社区自治服务、社会组织公益服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社区志愿服务、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和居民需求有效对接，逐步形成各司其职、有序互动、高效协作的良好局面，各方力量在党组织领导下实现联动，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有了新提升。 

多主体协商，促进社区同向谐变

疫后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武汉始终坚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畅通居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通过“社区协商民主日”“社区对话会”“民意零距离”“社区议事厅”等，以公开、民主的程序，协调社区卫生死角、停车难、宠物管理难、楼道管理难、垃圾分类难、广场舞扰民、公共区域晾晒等社区公共事务问题，通过实施民事民议，征集“微心愿”、制定“微公约”、组建“微团队”、承接“微项目”、做好“微公益”，“五微”合力解决社区“疑难杂症”近万个，切实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实现矛盾就地化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达到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是一项复杂的基层治理系统工程。在关系居民群众切身利益又难以通过行政刚性执法解决的社区事务上，居民相互协商沟通，在意见的场域，形成一致、形成合力。

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提出的“社会互构论”认为多元社会行动主体间是相互型塑、同构共生的关系：互构体系内部的各成员一方面要满足各自的需求、谋取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些成员之间要面对并解决彼此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分歧，共同承担风险和履行义务。如果协商不当容易往悖向裂变的关系去发展，容易滋生不稳定因素；只有协商一致，才能形成社区多元利益主体的同向谐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和谐，从而减缩社会代价，促进社会进步。

尊重社区成员的共性需要和个性诉求，把民生问题用民主方式来解决，以基层协商民主的方式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需求，让民主在服务民生中得到深化提升，获得经久不衰的发展动力，在社区层面构建意义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基层民主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民主为民生所系，民主与民生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充分发扬民主协商还可以让各参与主体正确看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加全面客观的看待武汉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予以充分理解，这种理解的累积和对于社会制度、规范的信心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信任，有利于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对于化解“疫后综合症”尤为重要。社会信任同时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为武汉疫后经济复苏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经受住百年不遇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的武汉，正在加速疫后重振、浴火重生。武汉市有力有序推进“五社联动”，增强了社区凝聚力，提高了党组织的向心力，城市细胞活性不断提升，为推动武汉疫后经济社会复苏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也探索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子。